远离北京，也难逃“魔掌”。1968年7月中旬我们4人离开北京，我先到了辽宁本溪培训。我从钢铁公司宿舍到厂里上班，马路旁跪满了一地“牛鬼蛇神”。 他们挂着牌子，低头背诵“台词”；
“我是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分子，名叫╳╳╳，参加过‘三青团’，干过……”
他们身后就站着胳膊带着红袖标的‘红卫兵’，手拿皮鞭耀武扬威。当时本溪市的大街小巷，在商店楼梯的拐弯处、在车站入口处、在候车室等拥挤的地方，全被人贴上硕大的标语：“挤死刘少奇！”。当时我们到沈阳的南湖公园里游玩，刚进园不久就能看见一个硕大的弓形门，上面镶着“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14个大字。再一看原来是一片像馒头一样的一个一个用水泥砌好的坟头，他们是辽宁省在文革中被打死的红卫兵墓地！当时辽宁省分三派：辽革站、辽联和八一八，他们跟北京的派系一样，都以“誓死保卫毛主席！”为口号，相互却打得你死我活！
我当的是炼钢工人，每天上班时一眼就能看到电炉的炉火边上，被人在一块铁板上用白色油笔写上“烤死刘少奇！”，这让我们同去的学生徒工哑然失笑，叹道：“明明挨烤的是我们工人，怎么会是刘少奇？！”这下子捅了马蜂窝，召来大会小会的批判，险些戴帽劳改！这比起北京有过之而不及啊！
1969年春夏，我们到了大连钢厂实习，一天下班保卫科来人，把工人组织起来参观“反动标语”，并且动员大家提供线索、检举‘阶级敌人’！
大家默不作声，屏住呼吸，如同参加某个人的“遗体告别”仪式，庄严肃穆，随着队伍缓缓前行，最后终于看到那条‘反动标语’，原来是贴在一颗大树干上黄纸条，上面用毛笔写的“中国没有自由！”6个大字！在此期间，大连还在流传不久前想偷渡日本货轮出逃的北京青年遭到枪决的故事，（详情见【我的同龄人23‘出国的梦想’】）
1969年的深秋，我们终于踏上了遥远的征途，前往祖国的西北-青海省！
青海省文革气息并不比北京逊色，早在1967年初毛决定动用军队支持左派，发生了“2.23围攻青海日报社的流血事件”，死伤数百。
我所在的工厂，是完全从东北抽调干部、技术骨干移植到青海。东北人粗壮、豪爽，哪怕敢‘拦路抢劫’却从不敢涉及到‘政治’半步，各级领导紧跟形势从不动摇。所以当时辽宁省的父母官陈锡联深知，当过14年亡国奴的东北人民的‘奴性’，才敢对东北人民苛扣，每人每月只给3两油，人民因而也送给他个绰号叫“陈三两”。大跳“忠字”舞，也是从东北掀起，我们在本溪、沈阳等城市，常看到跳“忠字”舞的小学生队伍阻碍交通，各学校、医院及国家机关的员工一天定点跳两次“忠字”舞。我们领导看得出来，我们这些北京去的学生对此不屑一顾，曾经在大会上怒吼：
“这是俺们辽宁人民表达对伟大领袖无限忠诚的一种方式！”
东北有个红太阳的国戚，极左必然疯狂。1975年4月4日，在枪决张志新之前，四个冷血彪形大汉用脚踩住张志新的头，一刀割断张志新的喉咙，当时把看押犯人的女看守吓昏过去……
到达青海初期的兴奋、激动，很快被厂里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所淹没。刚入厂不久，厂里隔三差五地叫我们写“履历表”然后上交。我好生纳闷，履历表在档案里都有，为什么不去查查，总叫我们写什么？后来才知道，厂里时常发现“反动标语”，不过青海不像大连组织工人去参观‘反标’，而是请来笔记专家来辨别字迹。如果到档案室去拿，不是太麻烦吗？别说还真有破案的，有一次一个外号叫“老A”的工人带队，领着民兵抓捕‘犯罪嫌疑人’，那老A边走，边自言自语：“╳╳╳啊，老A可是奉命行事，您可别怪罪我……”
生活的单调、前途的渺茫，精神的空虚，特别是感到自己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报纸、广播，以及领导的讲话，几乎都是假话连篇！每年回家探亲，必须在拥挤不堪的火车上经过两天两夜的痛苦煎熬，有一年因为火车人多上不成厕所，回到北京就患上了急性肾盂肾炎！（那时我的工资是49.6元，西宁到北京的硬座是30.8元）
每年回京我都要打听北京的政局变化，平时都以收听“美国之音”为新闻的唯一来源。也许正是我少年时期的“纯洁”，才始终支持我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也许正是那个“纯洁”最终使自己召来灭顶之灾！1975年5月7日我被人揭发“偷听敌台”，“攻击批林批孔运动”，“散布反动言论”等罪行，来势凶猛。
现代人根本体会不到毛时代政治的可怕，更体会不到‘挨整’的滋味，其实无非是隔离审查，交代问题，大会批斗等等，严重点的要上交公安机关判以重刑，甚至死刑！
在审查我初期，‘保卫科’的干部气势汹汹，几次背着我召开我们班组对我进行揭发会，受到马班长的坚决抵制，其中有一次我班里的女工叫张淑云（17、8岁），被保卫科的干部吓得小便失禁，当众大哭，使得‘揭发会’中途夭折！（详见【我的同龄人13】）
“你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罪行没有交代！”
有一天保卫处的处长亲自审问我，他大声吼到，我却莫名其妙。然后他直指一本手抄写的小说，我一看题目是“第二次握手”。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曾与几个北京学生共同抄写过那本小说，几乎是日以继夜地抄写，（详见【我的同龄人35】）后来让我带回北京家里。
“你抄过没有？”处长问。
“抄过！”
“现在在哪里？！”
“在我北京的家里，在我爸爸那里。”
“哼！”于科长突然插话，“你爸爸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肯定对我们党有看法！”
“也许，”我说，“你们可以派人到北京调查他！”我回答说。
“别以为我们不敢去！”于科长瞪了我一眼说：“写上地址和联系方式！”
我在纸上毫不犹豫地写上“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丁11号……”
过了几天于科长又通知我，“你给你爸写信，叫你爸把那本“第二次握手”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派人到第三个地方去取！”
“为什么？直接去取不更方便吗？我已经写信告诉我爸了。”
“别废话！我们不想见到你爸！”
后来他们从我二姐家拿走， 我的最终处分是“开出厂籍，留厂察看一年”。工资照发，包括隔离期间的工资也一分没扣，总之比想象的要判的轻些。
爸爸一生平安，我反遭迫害，而且我始终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害怕见到我爸？。不过这件事给父母打击很大。就是在我挨整的那年，领导允许我可以回家了，妈妈见到我伤心地说：
“妈妈年轻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敢顶撞身挎军刀的日本军官，（详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1】），敢怒斥国民党的官兵（详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2】）就是害怕**党！那小日本鬼子14年就垮台了，人民也有个盼头，这**党的统治也没个盼头啊！”
其实那年我已经28岁，而且也已经娶妻生子，可是妈妈还像对待孩子那样一把搂住我的头，哭着说：“你受委屈，妈救不了你，但是妈妈一定能前往青海看你！救不了你，妈妈只有一死啊！”
我鼻子一酸，眼泪噼里啪啦的掉了下来，怎么也想不通，少年时代还是祖国的花朵，长大了怎么就成了“毒草”被人批判和整肃？姐姐也哭了，突然埋怨起父母：
“你们总说把我们带出千里之外的老家，可是还没有逃出**党的手心！人家冯先生把去台湾的船票都买好了，为什么不去台湾？！（详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2】）”
此时我只见爸爸脸红脖子粗，在房间的空地上来回地打转，突然怒吼道：
“到台湾，到台湾，你们到台湾都得饿死！”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