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最后一个晚上，一个搞摇滚乐的朋友把我拉出去喝酒，在混暗的酒吧里我们默默无言，只是不断地用辛辣的液体冲刷着自己的身体，以此祭奠即将逝去的年华。
然后我们来到朋友的家中，一起开始观看《北京乐与怒》。朋友放的是部枪版的片子，我没有拒绝观看，或者说我开始更加注重影片内涵甚于载体质量，或者说我此时早已丧失了判断和拒绝的能力。
很早就听说在拍这样一部有关摇滚乐的片子，摇滚(Rock＆Roll)在香港一直被翻译成“乐与怒”，所以片名就叫《北京乐与怒》。但又听说，影片上映前夕终于将名字改成了《北京乐与路》，以此获得了与内地观众见面的机会。我还是喜欢前一个名字，因为觉得有一种生命的张力在里面。
这是在北京的冬天发生的一个故事，富商的儿子、不入流的音乐人、香港人Michael被父亲送到北京学习普通话，扩大一下人际关系，并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前途问题。在这里他结识了摇滚音乐人平路和他的女友、跳舞的女郎杨颖。虽然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但年轻和反叛的激情让他们走在一起，并开始一段奇特的流浪演出之旅，由此也带出了一段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
一切仿佛只是一个普通而庸俗的故事，没有理由能够让人感动，但我却不知为什么在观看的过程中体味到了一种艺术的感染力，一种无奈和心悸。
也许直到第二天，我重新获得了思考的能力之后，才明白那种吸引我的体验是年轻的反叛所带来的。影片中的Michael虽然是一个生活无忧的香港青年，但他也以自己的反叛追求着自己的音乐理性。而作为很多北京地下摇滚歌手代表的平路，他的反叛则更为复杂，我想他不仅仅是要反叛庸俗的商业音乐，而且是要反叛平庸的生活，反叛生存的苍白与无奈，反叛一切压抑与逆来顺受。
在我的记忆里，摇滚乐总是和青年的反叛精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震耳欲聋的电贝司和歌手的怒吼声中，所有听众的情感都会得到畅快的发泄，一切生活的不满与井然有条的可怕秩序都被击得粉碎，那是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里、一群即将“从兔子变成王八”的年轻人所能发出的最后的野性咆哮。
是崔健带我们进入了摇滚世界的中国火，是黑豹、唐朝、零点乐队伴随我们度过躁动的青春，然后，我们记忆中的反叛便永远留在二十一世纪末期。现在的中国摇滚已经开始死亡，早期反叛的歌手开始成为大腕，并成为秩序的中坚，他们开始彬彬有礼，逐渐成为花边新闻的主角，或者从人们的脑海中彻底消失。因此，《北京乐与怒》，让我回忆起曾经有过的这段激情的生命，想起我在黑豹演唱会上曾经纵情地狂啸，想起仍然有众多的地下摇滚乐人在孕育着反叛的激情。
当平路被音乐经理人所嘲弄，并指出“所有反叛的乐队都是在外面反叛，里面听话”的时侯，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但是我并没有感到愤怒和惊诧，因为我知道这是个商业社会，一切的艺术、激情、和存在都离不开商业化的铁律。只是有一种莫名的悲哀，我想到，在唐朝声嘶力竭的唱出“回到唐朝”时，不知是否也有这种摆脱的情感在里面。因此，我原谅了曾经的偶象，因为也许正是这种对商业化的屈从，才带来他们在演出中的情感愤怒地迸发，也给我们以激情的体验。
唯一不可原谅的是，反叛的精神从此永远地死去了。
我知道平路一定要死去的，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反叛者，他不能融入主流，便只能在主流的排斥中毁灭自己。最为恐怖的是他不会明白为什么而死，也不会有人理解他为什么会选择死亡。因为，事实上他并没有敌人，并没有对他的压迫和排斥，什么对立面都没有。当他想要反击和痛骂时，他根本找不到可以交战的对手。所以我觉得这是最为可笑的恐怖电影，生活一如既往地进行，主流和逐渐转化为主流的前反叛者若无其事地享受大众的崇拜，偶尔出现的几个新的反叛青年，很快就会消失在青春的梦魇中，这就是我们苍白的生活与生活中的艺术。
平路临死前最后的愿望就是让别人听一下他们乐队的带子，可笑的是最后听到的人只是一位看来毫无感觉的司机。
从当年观看《秋天的童话》，已经感受到张婉婷的作品多以意取胜，这不能说不与她当年读的是心理学专业有关，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已经成为一种专业上的习惯。她给我们带来的《北京乐与怒》，实事求是的讲并不具有极其的感官享受，我也不认为有过人的拍摄手法，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个平庸的故事。但是，他能够给人一种愤怒，一种发自心底的悲愤和空虚，在这瞬间的影片观看过程中，我感受到了生命在苍白的反叛中飞扬。
我想对于一部电影来说，这已经在艺术上足够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多了好莱坞大片中血腥的屠杀，与香港电影里无厘头的搞笑。我们只是想要在那一刻，有一部电影是我们回忆起年轻的反叛，然后叹息一声，再回到这个令人厌恶而又使人欲望无限的社会。
我没有问那位搞摇滚的朋友的观后感，因为当我第二天清醒的时侯，他已经不见了，我用了很久才想起来这不是我的家，然后满面颓废地溜回我的小窝，继续昏到在床上，在梦中回味北京的欢乐与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