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十四岁那年暑假，我正在家里做功课，突然晕倒在地。妈把我送往医院做了很多检查。没有一项是正常的。从那至今的九年时间里，我便开始了一边读书一边艰难地寻医问药的过程。我曾经被诊断为恶性脑瘤、胰岛细胞瘤等等，前后一共住了三次医院。各种最先进和最原始的检查都在我身上尝试过，各种最著名的医生都被我们寻访过，中药西药吃过无数，但进展艰难而又缓慢。去年，为了便于看病，爸妈和我举家迁往北京。一年来，妈辞去了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专门为我跑医院。在北京的几家大医院，我又被送进各种机器重复地做着检查，不知吃了多少射线。经过几家医院的会诊，妈决定带我去上海做开颅手术。这在我们全家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决定。在上海的15天里，我几乎是在生死门边转了一圈，那段痛苦的经历对我来说，简直不堪回首。我把它用日记的形式写了出来，送给每一位关心我的朋友。
8月15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我早早地就醒了。想着要去上海做手术，今后自己的生活也许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对于不可知的将来，我的心里喜忧掺半，但更多的是对美好未来的设想与憧憬。
临出家门，我又去看了一下邮箱，有些意外地收到朋友的一封新邮件，主题是“祝福你”。因为事先在新桥饭店和给我主刀的孙医生见过面，他说我到了上海能在他那里上网，所以我还天真地想着住院以后仍可以跟朋友们通信或者聊天。
在首都机场办完登机手续后，我到处找网吧，但劳而无功，只好作罢。
五年前的那次航空旅行让我心有余悸，所以这次坐飞机我还是有些战战兢兢。飞机降落的时候，我难受得使劲地抱住妈妈。直到走出机场，我还有些不敢相信：经过这么短的时间，自己就到了另一个大城市。
在北京，北大医院吴伯伯的介绍和孙医生在电视讲座里表明的身份都是上海华山医院的副教授，妈通过很多人打听到华山是一家南方很有名的医院。奇怪的是，孙医生的名片上写的却是上海伽玛刀医院，爸曾对此提出疑问，妈却认为，当律师的就是太多疑，而且爸一定是因为疼我，以此为借口阻止我动手术，它一定是华山医院的一个科室。没想到出机场排队等TAXI时，指挥人员居然不知道这家医院，TAXI司机按照孙医生名片上的地址边找边问，在一个比较破旧偏僻的街道上终于找到了它。这似乎是一个新盖的小楼房。我们满怀疑惑地走了进去。
因为事先已经电话联络好了，所以我马上住进了医院。接下来的是一系列繁琐的常规检查：血压、心跳、抽血、身高体重……等等。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医生又通知去做脑电图。想到反正要手术了，妈带我去了洗手间把我的辫子散开（现在的我已经是泪流满面写不下去了），没有几剪刀，留了五年的长发便无声地散落在地上，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落……起初，前面的头发盖住了我的脸，妈妈没看到，后来她终于发现了我的异样，忍不住眼圈也红了。于是，我只好勉强忍住了泪去劝她。
在电脑室，刚安定下来，一个护士走进来告诉妈：你们明天做手术，快去买血。妈一下子跳了起来：她为我看病跑过很多地方，还没见过这么神速的医院。她非常生气地说：“如果医院如此草率，那我们明天就出院回家！”孙医生过来解释说：护士所说的手术是动脉造影，时间定在周五的上午，开颅手术时间还没定。
下午5点，医生们关门下班，叮嘱家属要注意观察病人的动态。同屋做检查的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姐姐。妈开始感觉到不大对头了，因为九年来，她为我的病跑遍了大江南北，我做过的脑电图加起来不下三四百个小时了，她还没见过让病人家属自己来监测脑电图的医院。大约晚上7点钟，来了两个医生，坐在电脑前边看边说着什么。由于一天的劳累，加上突然停药，我开始感到难受了。因为妈对这个检查已是久病成良医，知道她们把我的监测停掉，在用电脑看别人的资料。而让我这样难受地发作，根本就是平白地在受罪，所以她特别着急，跟医生说：“她现在在发作，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给她监测？”她极力克制着自己，但我听得出，说话的语调已经变了。一个姓郎的医生过来看了一下，又回到电脑前照旧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大约两个小时以后，她们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妈开始坐立不安。其实，这次的上海之行并不是一时冲动，她曾看中央电视台播放过孙医生的讲座，北京的专家特意介绍妈去上海找他，并说他是“上海华山医院”的副教授，而妈也详细地询问过华山医院的概况，据说那是南方很强大的一家脑外科医院。我的手术前期工作已在北京慎重地做完，最后这关键的一步，是她权衡再三才迈开的。没想到，才来了半天，就经历了这么一系列闻所未闻的状况。她开始后悔这次的上海之行，焦急地打电话给孙医生、给我爸、给她常驻香港的上海朋友，——“小日本”叔叔。孙医生让她等等，他了解一下情况，爸则让她买机票带我回北京，“小日本”叔叔听妈边讲电话边哭，以为我出了什么状况，吓得两条腿都软了，赶快跟她说：“你别关手机，我马上在上海帮你找人。”最后，孙医生打电话说：这是请一个住在附近的华山医院的医生看几个最近要做手术的病人资料，而我的检查在北京已经做得很明确了，这次的脑电图做不做都无所谓。“小日本”叔叔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说明天和华山医院的一个主任一起来看我们，让她放心。
这场“闹剧”持续了两个小时才平息下来，那时已接近半夜了。妈慢慢冷静了一点，坐在电脑边帮我监测、做记录。迷迷糊糊地，我睡着了。
8月16日 星期四 晴
六点多，我就醒了过来。妈一夜没睡，她说我昨天夜里说胡话时还在讲英语，但我自己毫不知晓。医生一上班，我头上的电线就拆了下来，用丙酮洗胶水的时候，味道刺鼻，又疼，但这对我而言，已是“家常便饭”了。
和我同住一个病房的是一个15岁的无锡女孩，当我从脑电图室回来时，看到她已经把头发剃光了。小无锡到底是个孩子，还在床上蹦上蹦下嘻嘻哈哈的，似乎很开心。而我的心情却很沉重，一方面替她担忧，另一方面想到了她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心里多少有些伤感。妈很了解我的心情，作为一个女孩子，谁不注重自己的仪态呢？尽管过不了几天，我也得“剃度”，但她还是带我去理发店把前一天剪得乱七八糟的头发尽量地修理了一下。中午回来，眼睁睁地看着同屋的“小无锡”被手术室的担架车推走，我的心里真不好受……
1点钟，程叔叔——“小日本”叔叔的朋友——带着一个年长的伯伯来看我，介绍说他是原来华山医院放射科的主任，姓陈，现在已退休了。陈伯伯看上去有五六十岁了，他们刚刚在长征医院开完会，就直奔我这儿，外面的天气闷热，他俩满头大汗，却顾不上客套就提出要看看我的资料。片子太多了，堆了一床。一一看过以后，陈伯伯对妈说：“这些检查真是已经足够了，在上海，很难做到这样详细的检查，不要讲在上海，即使在国内，也已是差不多到头了。至于做这种手术，又不在功能区，只要定位准，这家医院应该是可以胜任的。”伽玛刀医院有几个负责人都是他的学生，他原打算为我的事去找他们，但看了这些资料后，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对于我的病情和手术，他们与妈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这番话让妈又稍微安定了一些。临走时，他俩留下了各自的联系电话，并叮嘱有事随时保持联络。
送走了客人，妈妈陪我到二楼去找孙医生，借他的电脑上网收信。因为在北京时他曾说我们可以在那儿上网，还开玩笑说要我帮他做网页呢。而且走之前，妈拜托宣武医院的陈彪叔叔把我的资料刻成光盘带去美国，请那儿的专家看看，一旦有消息，旧金山的谢伯伯会即刻发邮件通知我们，所以她也很关注上网的事。结果孙医生不在，秘书小姐冷冷地告知她那里无法上网，我们败兴而归。来之前，我曾经以为每天可以借医院的电脑收信呢，现在才明白是奢望了。
不久，护士过来给我备皮，为第二天的wade试验（也就是动脉造影）作准备。
下午的时间过得很快。晚上，一个四十岁左右姓刘的医生（孙医生的助手）把妈叫去谈话。不到10分钟，妈就回来了，脸色很难看。在这之前，我通过病人家属的议论就知道这个刘医生态度不怎么的。妈说她一进医生办公室，刘便拿出一张打印好的协议面无表情地说：“明天的检查有危险。该跟你说的，我会说，不该说的，你也不用问。”其实他哪里知道：为了了解并治疗我的病，妈向已带过12个博士生的谢伯伯学了九年，在北京一次专家云集的讨论会上，北大的林教授还以为她是哪儿来的专家呢。明天做的这种检查，可能会出现的状况，妈心里一清二楚。但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已是“逼上梁山”了啊！妈打断了他的话，说：“我都清楚，签字吧。”协议上的条款，她看都没看，——即使看了又能怎么样呢？尽管医生们可能会很认真地去做这种创伤性的检查，但在此之前，所有的意外都会向患者家属讲明，这样即使将来出现什么状况，医院也没有任何责任。所以，不管协议上写了什么，家属签字只是个过场而已。不过我想妈那时的心情一定很沉重吧。
临睡前，想到医生要求我晚上十点以后开始禁食，尽管没胃口，我还是勉强塞了一点食物。说来奇怪，平时我是个馋猫，不放过任何吃零食的机会，但住院后我突然对任何美食都失去了兴趣，只是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捱着任人摆布的每一天。
8月17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我可受足了罪。
早晨，不到六点我就醒了。越睡越早，越起越早，真是“早睡早起身体好”啊。然后，我就饿着肚子等救护车来接我去八五医院做动脉造影。以前住院做检查，我曾被残酷地禁食72小时，所以这次饿肚子对我而言是小case。我默默地看着护士及工作人员陆续进屋扫地铺床倒垃圾，由于小无锡昨天已做完手术，今天要从监护室回病房，护士们用紫外线照射消毒，我们被请出病房。
10点多，徐护士通知我去一楼做肺部CT扫描。这里不像在北京住院，做什么检查都有陪护人员带领，妈和我在一楼问了几个人，才找到“目的地”。这让妈又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见状，我只有默默地不吭声，否则，对她来说肯定是火上浇油。快11点，救护车终于来了，同行的还有徐护士以及两个医生。
进入手术室后，医生让我上了手术台，他们边做准备边闲聊。医生要求我不能乱动，我只好最大幅度地转动双眼到处乱看。也许这不是什么开膛破肚的手术吧，所以看不到无影灯，但当我通过他们的谈话得知自己还得挨上一小刀时，心里还是忍不住有些打鼓：因为事先就知道，医生要在我的大腿根动脉血管上切一道口子，把一枚很粗的针放进去，让它顺着血液走到颈动脉的附近，再通过它对两侧的大脑分别注射麻药，并观看我的反应，由此判断左右大脑的功能。当医生问起我的年龄时，由于紧张，我居然把23说成了32。
大腿被打了一针麻药后，那地方很快就失去了知觉。接下来，他们做了些什么，我都感觉不到了，但头脑仍十分清醒，毫无异样之感。过了一会儿，喉咙里突然觉得一热，估计那是在给大脑注射麻药吧。这时，孙医生走了进来，跟我说了长长的一串话，大概意思就是要我记住他的动作或内容，再重复。他滔滔不绝说了老半天，我只好请他停下来：“你讲这么多，别说麻醉了我半边脑子，就是没麻醉，我也记不住啊！”
测试开始了。好几个医生围着我，他们要求我数数。我连珠炮般飞快地数了起来，孙医生忙不迭地说：“等等等等，从头慢慢数。”我快得刹不住车。然后他又拿出一些图片让我辨认。其中有两张都是鸟，由于对动物了解得太少，我只好如实地跟他说：“我知道它们是鸟，但不知叫什么鸟。”他忍俊不禁地说：“没关系，只要知道是鸟就行了。”可是当孙医生让我模仿一些示意动作时，很奇怪，短短的时间内，我居然无法完全记下来。他又拿出火柴盒、牙刷等物品让我一一辨认。没多久，这些测试又重新进行了一遍，事后我才得知，做两次试验是因为两边的大脑要轮流麻醉。第二次测试时，孙医生问我：“什么在铁轨上行走？”我居然莫名其妙地答成轮船，周围的医生哈哈大笑，那时我才发现不对，急忙改口说是火车。
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可我觉得这段时间过得飞快。12点多，几个医生把我抬上救护车，司机打开了急救灯。听着那刺耳的鸣笛，我居然觉得挺好玩的，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会作为一个异常清醒的病人躺在这种车上，行驶在闹市中。在印象中，救护车里的病人应该是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很奇怪，一路上我似乎特别兴奋，嘴里叽里呱啦说个不停，并特意向孙医生提出要用他的电脑。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回到病房，我马上被打了点滴，大腿根部包扎后还压了一个沙袋，医生告知为了防止动脉出血，我必须平躺24小时不能翻身。很快，手术后的痛苦就显露出来了。半瓶点滴下去，我想小便，但躺在床上怎么也解不出来。我开始找原因：探望“小无锡”的两个阿姨被请了出去，不行；护士过来帮忙，让我听浇水的声音，也不行；想尽了一切办法，它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犹抱琵琶遮着面。”无奈，我双手按着床，挣扎着想坐起来一点，但稍微一动，伤口马上感到疼痛，又倒了下去。折腾了半天，我不禁泪流满面。在那一刻，不堪回首的往事如同放电影一般在我眼前闪过：从小，爷爷奶奶就偏爱我的堂妹。7岁时，他们给我俩一人吃了一支冰棒，下午，堂妹安然无恙，我却高烧昏迷。同住的爷爷奶奶对我不闻不问，只有妈急得背着连夜我跑了几家医院。当我确诊为中毒性痢疾住进急救病房时，已是在鬼门关那儿逡巡了。后来虽然拣回一条小命，却留下了这个13岁那年才暴露的后遗症。九年来，父母为我的病不知流了多少眼泪，跑了多少医院，而我也为此做了许多痛苦的检查……想到这儿，一向温顺的我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出来，大声哭嚷道：“我恨死爷爷奶奶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把心里的怨气表露出来，这句话一下触动了妈多年的辛酸，看着我如此挣扎，她忍不住一把抱着我，泪水夺眶而出。突然，我看到临床的“小无锡”由于被术后疼痛折磨得疲惫不堪而刚刚睡着，我赶快控制了自己的情绪向她妈妈道歉。就这样，折腾了四十几分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这时，全身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我像散了架一般瘫倒在床上。
下午到晚上，我默默地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吃。照顾“小无锡”的阿姨和舅妈热情地说明天要让亲戚帮我烧一些大虾和鸽子。我虽然很感激她们，但说实话，此时我毫无食欲，什么东西都不再有吸引力。勤杂人员不时在我们房间里走动，也总是过来问候一下，态度十分和蔼。
晚上8点多我就睡了，满心希望早点把这24小时熬过去。不知何时，我感觉自己坐在一个火车上，又热又烦，于是拼命挣扎。努力睁开眼，妈告诉我还是半夜。原来，病床的床垫是人造革的，虽然铺了一层床单但根本不透气，空调好象有些故障，也没有任何效果，我上衣全部湿透了，妈又给我换了一次衣服。身上的燥热导致莫名的烦闷。由于术后的疼痛和室内的闷热，“小无锡”也在吵闹。我无法翻身，妈只好艰难地把我在床上调了个头，换一个稍微凉一点的地方。看到闹钟才半夜11点，我失望极了，这一夜该怎么熬啊！无奈，妈给我吃了一片安定。迷迷糊糊地，我又睡了过去。
8月18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当我睁开眼时天还是黑的。妈彻夜未眠，一直守在我的床边。时间太早了，我强迫自己再次入睡。好不容易，天终于亮了。
早上，护士长来了。她是个长得很漂亮的阿姨，戴着眼镜，白白的，说话干练，对我很和蔼。她问我睡得好不好，我直截了当地来了句“不好”，并就那不透气的床垫提出了抗议。旁边人听了都笑。打了一针以后，她帮我拿走了沙袋，这让我多少好受了一些。
平躺24小时的刑期好不容易满了。我稍微侧了一下身，妈一下子发现床上有鸭蛋大的一块血迹，吓了一跳。结果发现是从针眼里渗出来的，半边屁股也肿了。于是护士给我换了床单。
一切搞定之后，同屋的“小无锡”因为术后的痛苦减轻了一些，安静了下来。病人的家属们松了一口气，开始闲聊。他们说孙医生是这个医院的“一把刀”，而且为人谦虚热情很不错，但是他的两个助手：郎医生（一个二三十岁的女博士生）及刘医生实在不敢恭维。妈说她跑过很多医院，没见过这种态度的医生。我检查的各种片子有好几十张，四个核磁共振，三个PET，两个ECT，但这两个人看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还了回来。其实到现在，妈仍不知道这家医院跟华山医院是什么关系。她为此烦躁而不安。
突然，临床的小无锡嚷着“要把小辫子拔掉”。这个“小辫子”是手术完后插在颅脑里排脑积水的塑料管。我突然想到平常人们吃椰汁的时候会在硬壳上打一个眼儿，再用吸管把汁水倒出来。真是奇怪，我贪吃的习惯怎么到这时还没改啊！
中午，护士长再次过来，帮我把腿部的纱布都拆了。她看了一下说：一切正常。这时她告诉妈：一般注射器是5号半的针，做动脉造影的针是16号，昨天的检查是有危险的。前两天才做“走”了一个。想起自己“远眺”了一次鬼门关，心里未免有点后怕。妈说，她早就知道了。因为前几年准备给我做胰腺的动脉造影时，她就因此下不了决心。如今也是“逼上梁山”了。当我在手术室时，她在外面曾边哭边给我爸打电话，说假如我有什么万一，她是连北京都不会回了，将陪我永远地“留在”上海。
离开北京前，我答应通过网络把自己在医院的动态随时告诉协和医院的小高哥哥和小任哥哥，对于我的状况他们一直非常关心。现在看样子是没可能了。于是，我决心把日记写到出院为止。这时，爸妈在通电话，我接过手机，说了没两句突然忍不住哭出了声。看到同病房的“小无锡”有很多亲属不断地来探望，我和妈两人却孤身在外，我一下有了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回想起第一天剪发时的情景，我心里越发难过，不禁泣不成声。当时房间里有很多人，我捂着嘴巴，使劲压抑着自己。那时，我真想找一个朋友倾诉，但此时此刻，我能跟谁说什么呢？妈一边劝我， 一边问我怎么回事，我执意不说，——说了又有什么用？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她建议我写日记。好一会儿，我才平静下来。
当初选择住两人的病房，是想到大家可以互相关照一下，但这两天妈看到医院的探视时间没有任何限制，而且条件很差，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探视的人多容易感染，嘈杂的环境无法休息，于是她找到护士长要求换个病房。由于是周六，医院只有值班员，护士长热心地打电话联系。很快，我们换到了一个高级病房。原来的床位费是80元/天，这个病房是350块钱一天，但洗手间，电话，冰箱，电视等设备一应俱全，而且有两张床，妈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原来的病房只给陪人发一个靠椅过夜，不过那两天她也没怎么睡）。于是，我由28号床换到了18号床，这也许是巧合吧，不知这个数字能否给我带来好运。
“搬家”时，我去跟“小无锡”打招呼，当我看到她头上插的管子里流出红色的血水时，我的心一沉：几天以后，我将和她一样。
在新病房，我看了会儿电视又写了会儿日记。病房的两张床中间隔了个床头柜，睡觉时，妈把两张床的一端推到了一起，这样，她可以拉着我的手。这种奇怪的摆设使我想到了一个夹着橡皮的圆规。快九点，护士进来给我打针，——原来我有些发烧了。当她走进黑暗的房间看到这奇怪的布置时，吓了一跳。妈笑着跟她解释了一下。慢慢地，我睡着了。
8月19日 星期日 晴
住院几天了，大多数时间我都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妈不愿意让我感到自己是个病人。今天早晨她帮我换衣服时，发现我打针的地方一边肿了一块，还有血迹渗出，这倒好，左右对称了。
因为一直在发低烧，妈担心会影响我做手术。她到处打电话问医生，孙医生态度虽然很好，但他太忙了，而他两个助手拒人千里的那种冰冷态度，令人无法跟他们交流。出于无奈，妈只好跟协和、北大以及湘雅医院的医生朋友保持着电话联络。他们说，发烧表示我做动脉造影还是受了些感染。她听后，马上去找医生，没想到这家医院周六周日根本没有值班医生，护士告诉她，我进医院的第一天就有几分温度，对于这一点，妈是有意见的，她觉得病人的一些常规检查如果发现异常，应该告知始终陪护的家属，以便注意观察，让病人在最佳状态中进行手术。但如果不问，也许护士一直都不会告诉她，看到住进这么一家医院，妈说她唯一的感觉是骑虎难下。原来她打算让我在协和做这个手术，后来考虑再三，加之专家的推荐，她才选定这家医院，迈开这最艰难的一步。而动脉造影又是创伤性的检查，如果此时返回协和做手术，这个苦就白受了。事到如今，已是张弓没有回头箭。
我的手术定在下周二上午10点。我不知该如何打发这两天无聊的时间。于是妈带我下楼散步。由于是休息日，整个医院显得空荡冷清。往日，二楼的手术室门口是最热闹的，几台手术的病人家属都聚集在那儿，眼巴巴地望着紧闭的手术室大门。也许是连日的疲劳和紧张，有的人甚至躺在凳子上，但只要医生出来招呼一声：“病人家属！”，所有的人都会立刻围上去。
这家医院很小，楼门和大门的距离只有10几米远。门卫也不管事，我们走上马路，正好看见一部计程车，于是顺便坐了上去。到了黄浦江，我在东方明珠塔边照了两张快像，又去逛南京路购物。如果在北京住院，这种外出的举动是要被命令出院的。不过没多久我就开始头晕了。于是匆匆回来，塞了点东西倒头就睡。
下午三点起来，妈又开始强迫我吃东西。小无锡的妈妈对我很好，他们家在上海有些亲戚，而且无锡离上海也不远，因此来探望的人很多。每次他们带来一些鸡汤鸽子汤，她都要分一半给我，还不时地问我到底想吃什么。其实我对那些食物也并没什么兴趣。也想不出要吃什么。但住院后妈简直把我当成了一个非洲难民。有一次看我连吃三根香蕉，她高兴地说道：“好！吃得好！吃完再去买！”
晚上爸妈通电话，他们还在为我的低烧担心，并再次讲到了这里种种的不规范制度。好在我的情况已由北京专家多次讨论过，而且基本有了结论，所以只要主刀的医生技术过硬，其它的住院条件也就无法计较了。
很奇怪，尽管下午一直在睡，但到了晚上7点多，我的头又开始晕。看到我低烧不退，又找不到医生过问，妈只好在街上买来板兰根，拼命灌我。这种放了糖的冲剂甜得发腻。9点多，我好不容易才睡着。
8月20日 星期一 晴
昨天晚上睡得一点都不好，为了尽快退烧如期手术，半夜里我被妈灌了好几次板兰根。5点多天还没亮我就醒了，爬起来写日记。
早上第一次测体温还算正常，第二次来了几分温度。妈又开始担心。九点多，她带我去孙医生那儿收邮件，也想问问低烧的问题。秘书告知他在这栋楼，却不知具体地点。我们等了一会儿，想到他可能会去查房，就去“小无锡”那儿看看。她的妈妈在银行工作，由于不能请太多的假，上周六已由她爸爸来换班了，他是西门子公司的一个工程师，不知为公司解决了多少疑难问题，面对女儿的病却一筹莫展。
一进门，就看见“小无锡”的父亲在发脾气：原来孙医生的助手查房，进门扫了一眼就出去了，没有向家属询问一句病人的状况。他十分生气地说：这里的服务太差，护士太势利，连无锡的医院都比不上。社会上的一些人歧视这些得病的孩子，没想到医院中某些所谓的白衣天使也同样给人冷冷的感觉。这让家属分外难受。当得知我要把在院中的经历贴到网上时，他叮嘱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感受写出来，并向社会呼吁，一个人有病已是他（她）最大的不幸，有良知的人怎能在精神上再让病人感到痛苦呢？提到这家医院的制度与服务态度，大家深有同感，都说要不是冲着孙医生“这把刀”，倒贴钱也不会上这儿来。这儿值得夸奖的人实在屈指可数！听着他们在那儿忿忿地议论，我一声不吭，心里却感到无奈：没办法，谁让自己得了病呢！在医院，为了早日痊愈，也许每个人都需要忍受太多的委屈。：（
我们再次来到孙医生的办公室，总算如愿以偿。我收到了协和高伟哥哥的祝福卡，妈把孙医生的MAIL地址发给旧金山的谢伯伯，因为我手术的日期订在明天，手术完后不可能上网，只能请他帮我们转收。其实对我们而言，即使美国那边有了什么信息也毫无意义，只是跟谢伯伯讲一声罢了。
得知明天要动手术，陈伯伯今天又特意来看了我一次。他一再地安慰我们，说我的定位很准，手术不会有什么问题。同时他建议：一般术后要求在监护室住24小时，那里的费用比较高，但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多住一天，因为监护室设备更齐。在此之前，护士长也跟妈提过：监护室的护士是经过训练的，有什么问题更好处理，而住院部到了晚上只有值班护士。如果妈愿意，她就事先安排人值班。关于费用，当初医院告知不需要再做什么检查，只要三万五到四万就够了。然而交了四万五的订金后，妈看到很多费用还要当场支付现金，估计手中所剩的一万元会不够用，于是在周四去血站买血的同时又到医院附近的银行开了个户，以便家里随时汇钱过来。这样，费用是不成问题的。对于这些关心我的建议，妈很感激，一口答应了。
今天，术前的准备就开始了。我连挨了三针：皮试、抽血。午睡起来后，小无锡的姨妈特意给我送来鸽子汤和一些蔬菜，我强迫自己吃，妈说这是养精蓄锐，可我却觉得像在养猪，这么硬撑，我都怕得不偿失搞出胃病来。接着，手术室的人来告诉我术前的注意事项，这时，电视里正在播放《西游记》，妖怪们打算把唐僧洗干净煮了吃，想到剃了光头的我明天也要被洗得干干净净地送到手术室任医生宰割，我突然觉得两者颇有几分神似。
看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视，天渐渐黑了。送来的晚饭我和妈碰都没碰。七点多，孙医生找妈进行术前谈话。他说：这个工作本该是他助手做的，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由他亲自出面。他拿出了打印好的协议，跟妈解释每一个条款，边说拿笔边拿笔划掉了很多，说这些意外状况是我这种手术不会出现的。谈话进行得很轻松，和周五的那次签字谈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想：这应该是几天来妈在这家医院得到的最大安慰了。的确，无论对哪个病人，孙医生的态度都非常和蔼，而且百答不厌。真希望他的两个助手也能像他一样。
妈回来后，什么话都没说就去洗手间洗澡，门关着，我听见流水声中似乎夹杂着压抑的哭声。我赶快站到浴室门口叫她，没想到妈这时干脆失声痛哭了起来。我的眼眶不禁也湿了。但我很快就收住了眼泪，隔着门不停地劝她，——总不能两个人一起哭吧！
一会儿，一个高个子的理发师来剃头，他边剃边说笑，并对我们说了一些宽慰的话，身在异乡，任何一个陌生人的祝福对妈来说都显得那么珍贵。这种心情，是别人无法理解到的。所以正常收费是25元，妈执意付了50。理发师还说术后两三个月即可做出一个发型，并告知香港的假发可以假乱真。他走后，我坚持要去照镜子。妈怕我伤心，流着眼泪拼命阻拦，曾一度以为在这个时侯我会大放悲声，然而真正事到临头，我却比妈还平静，这是谁事先都没有想到的。妈说我这个人表面上看上去娇娇的，内心却意外地坚强，在很多事情上都让她感动。最后我还是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尊容。
晚上妈跟爸讲了这一切，让他转告叔叔尽快在香港买个假头发寄过来。其实直到现在，妈仍坚持不肯把我动手术的事告诉亲戚朋友，她怕大家过多的意见使她过度紧张的精神承受不住，所以没有任何电话打来。加之我们住的是单间病房，此时屋里显得格外安静，只听到小闹钟的滴答声，空气似乎凝固了。突然手机响了，是小日本叔叔打来的。他尽量地安慰妈，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开玩笑地说：先去买几个西瓜让医生练练手，再给我开。这是今晚我们接到的唯一电话。
临睡前，妈用鸽子汤煮了面，尽管我把它全都吃了，但却不知是什么滋味。
9点半，我吃了两片安定，然而，仍像烙饼一般，翻来覆去半天才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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