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宝宝出生以来第一次像模像样地生病，也是像模像样地去医院接受治疗。到这个月28号，宝宝即已一岁零三个月了。因此对于宝宝的体质，我还是很骄傲的，这也得亏了我父母的精心照护，还有用我妈的话是老天爷的照应。无论何种缘故，我都感激不尽。
我是4月12日回的长沙，时隔不到一个月，我又一次踏上了回家的路。就在前一天晚上我凭第六感感觉家中有事但父母瞒着我，下班回家顾不上做饭赶紧拨电话，果不其然，几经周折我终于辗转得知父母和孩子都病了，重感冒。当即决定要回家，但父母仍在电话那边好言相劝我别误了工作。听着父母嘶哑的嗓音以及孩子时不时因为不舒服传过来的几声嘶声哭闹，立马觉得神马都是浮云，家人才最重要。
第二天一大早，我即去购买当天回家的票务，机票没有，火车卧铺没有，火车售票点的大叔很耐心，好不容易从京广线上十几趟列车中找出一张加车硬座。下午四点，终于如愿坐上了回家的列车。一边心怀忐忑电话详问孩子和老人的病情发展，一边忙不迭通知老公在北京贴条找保姆，孩子一定得带回北京了。
回长沙后的忙乱可想而知。母亲和孩子住在我弟弟家，下火车后坐出租车到家，我来不及喘口气即抱着孩子直奔儿童医院，孩子的婶婶已在医院排队缴好费，就等着孩子去打针输液了，经过前一天的治疗，孩子的高烧已退。说实话，我很反感现在的医院动不动就拿抗生素给孩子输液的做法，但据母亲告诉我，孩子昨天早上都高烧引发抽搐了，他们的担心可以理解。而现在，却是骑虎难下了，据说抗生素治疗都是有周期疗效的，贸然停药治疗效果很容易反复。
孩子很警觉，一进医院大门即开始扭动着小身躯，极不情愿地开始抗议哭闹，一岁多的孩子已开始有记忆了。我只好一边柔声安慰她，一边忙着找她的婶子。待进到儿童医院二层静脉输液大厅，情景实在壮观，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到处是孩子们的哭闹，到处是要么脑袋上用白色胶带缠着注射针的小小孩，要么是光着脚丫脚背上缠着胶带的稍大一点的孩子，更到处是一人高举吊瓶一人抱着哭哭啼啼的孩子走来走去试图分散孩子注意力的大人，有时还能看到几个跟在后面抱着一大堆孩子衣物毯子奶瓶什么的老人。我很惊诧自己在如此不堪的情境下还能如此淡定地观察周围人或事的能力。
在我的潜意识里，在我的记忆中，病人的病情只有到了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医生才考虑打吊针救命的，小时候打吊针叫打救命针，因此病人周围的亲人表情是悲戚肃穆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亲人都靠打吊针维持生命了，生命之音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戛然而止。打吊针即现在的输液，把各种各样的药物一气灌进那些或为盐水或为葡萄糖的液体里，再一气注射进人体淡蓝色的血管里。给一个个生龙活虎的生命打吊针以求其病情尽快稳定或最快地痊愈，在人看来也许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欢乐的事情，因此几乎所有带小病人看病的大人表情都是泰然的。殊不知，人体的防御机制就是在一次次的生病过程中慢慢建立巩固的，不谙世事的小婴儿尤其如此，而输液，人为地破坏了人体免疫机制的自建，无异于拔苗助长一般不得法。只是现在医院的一贯做法，给大人洗了脑。但凡一个有点感冒常识的大人都可以严肃地告诉你，孩子感冒不及时治疗就会得百日咳、肺炎，高烧还会引发脑膜炎。
把孩子一放在那个准备给她扎针的小台子上时，孩子的抗议到了顶点。她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并使劲拽着我的胳膊，试图抬起身子坐起来。医生面无表情地嚷嚷大人赶紧摁住孩子，我俯下身子，亲吻孩子的小手和小脸蛋，违心地告诉她宝宝扎针之后病就好了，并真心许诺宝宝等她病好后带她回北京带她去看世界。好不容易在孩子的脑门上扎好针头，我抱着孩子回病室，孩子婶婶举着吊瓶跟在后面。我紧紧地抱着孩子，用脸贴在她的小脸蛋上，一边防着孩子去拔针管或扯长长的输液管子，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听孩子的婶婶给我介绍孩子的病情，孩子婶婶告诉我昨天是她和孩子的小舅带孩子来医院的，孩子哭闹了一天，大人都累得满头大汗。还好的是昨天输液回家后到晚上孩子的高烧就退了下来。现在，我看着怀中慢慢安静的孩子，孩子也盯着我看，不时露出笑脸，也许是认出了我是谁。孩子任由我抱着，亲她，和她说妈妈爱她，期间孩子的婶婶看我太累坐了一晚上的火车还没休息想伸手接过孩子，孩子立马扭动小身躯拒绝，一边更紧地把小身子倚在我的怀里，我也配合地更紧地抱住她。在那一刻，孩子是我的全部，是我的整个世界。
这是孩子在儿童医院接受治疗的第二天，也是我陪宝宝瞧病的第一天。仍然是输液。孩子表现还好，哭闹了一阵后安静下来，并在输最后两袋液体时在我的怀里睡着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