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是我的受苦受难日。
半夜我做了一个很悲惨的梦，醒来时已是泪流满面，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本以为坚持一会儿天就亮了，可等了好久，虽然听到外面马路上偶尔有开车的声音，天却仍是灰蒙蒙的。 当年高考时，我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呢！躺在床上，想到今天的手术，我不时暗暗掉两滴眼泪，但又马上擦掉，怕惊动了睡在旁边的妈。我在心里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能哭，本来这件事已经让她非常难过了，假如我不坚强一点，那怎么行呢？这时，在这异乡的医院里，我是她精神上唯一的坚强支柱啊。
终于，我忍不住起来看表，才四点三十，——还早呢！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睛，迷迷糊糊感到妈忘记了我该禁食，却给我喂牛奶，我竭力想跟她解释，却被推醒了。原来我又是在做梦。此时已快六点，我再也睡不着了。
早上起床，发现妈妈的眼睛都是肿的，几乎不敢跟我对视。和我说两句话，就听见她的声调又变了，连连说觉得对不起我，是她没有把我带好，才让我受这么多的苦。其实妈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才决定给我做这个手术的，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不主张走这一步，连爸都坚决反对，三姨曾在电话中对她说：“如果让娇娇做手术，出了什么问题，我会恨你一辈子！”因此带我离开北京时，妈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她说，再重的担子，她一个人担。她甚至跟爸说：“如果手术失败，残废了，我伺候她一辈子！”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被推进手术室，此时此刻，她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相比之下，我倒是异常平静，因为这几天在医院听到太多“不用怕，手术一麻醉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之类的宽慰话（很奇怪，这些话不是从医护人员嘴中讲出的，而是从医院的清洁工以及送饭的炊事员那里得到的）。尽管有时我心里也敲敲小鼓，却并不特别害怕，悲观地想：即使失败了，我在全麻中永远不省人事，不用再面对任何痛苦与烦恼，也是一种解脱（其实这个手术不会致残致死变呆傻，不过最初我并不知道）；乐观地想：手术成功以后，会有一个全新的生活在等待着我。我常想起贝多芬的一句话“扼住命运的咽喉”，人有的时候是不得不博一把的。这两种复杂矛盾的想法在我的感情里很自然地交织在了一起。
（以下的日记是我手术后从监护室出来口述的，由妈妈执笔，这已是三天以后了）
九点钟，我想睡一会儿，但怎么可能睡着呢？手术定在十点，昨天孙医生就告诉妈：平常是两台手术一起做，其中一台是大手术，好的器械只能供他们优先使用，而今天，只有我这一台，也算我运气好吧。
手术室的工作人员推着担架车非常准时地来接我，同行的还有主刀的孙医生，这让我感到很意外。我早已按照手术室的规定将病号服反穿。在电梯里，妈将昨天小日本叔叔开西瓜的玩笑讲了出来，孙医生正好站在担架车边，他笑着拍拍我的脑袋：“我先看看这个小西瓜熟不熟。”虽然这个玩笑多少冲淡了术前的紧张气氛，但对于我来说，此时此刻，似乎任何事情在我的脑海中都无法引起丝毫反应了。手术室在二楼，平常这时，门口大厅的两排凳子上全坐满了等候术中病人的家属，——到这里来手术的人，几乎都是全家出动了。而今天，空荡的走廊里只留下妈一个人等待。她被拦在手术室的门口，也许，这将是一道生死门，会把我和妈永远地分开。
躺在担架车上，不知被推过了几道门，我似乎没有了思维。手术室安静极了，我木然地盯着屋顶的无影灯，医生们在做着术前准备。偶尔传来手术器械的金属碰撞声，冰冷刺耳。护士在我的双脚上打针，孙医生轻松地跟我开玩笑，让我病好后给他做网页，他说域名都申请好了。一个医生过来在我的鼻子上捂了一个罩子，瞬间我就没有了意识。
再次醒来恢复知觉时，我不知自己身处何处，只觉得室内的灯光格外刺眼，分不出白昼。从脑后到脖子，唯一的感觉就是又麻又疼，手脚被绑在床上，想挣扎都不行。我难受得边哭边嚷：“妈妈我要死了！”妈和一个护士站在床前，不停地哄着我，她告诉我手术做了6个小时，下午4点才被送到这里，现在已是夜里11点了。按照规定，消毒严格的监护室是不许外人进来的，但由于我不停地吵闹，监护室的护士处理不了，只好把她叫下来。妈还说，晚上7点钟，孙医生曾来看过我，我就已经能够认出他了，然而现在我却毫无印象，也许那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应吧。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终于稍微安静了一点。护士催妈赶快离开，说：现在是夜里，领导不在，如果是白天，家属进来了，她肯定要受批评的。妈轻轻地在耳边安慰我：“忍一忍，你已经安全地过了手术这一关。”并说监护室在三楼，她可以在四楼的走廊窗户那儿看着我，让我感受到她随时都在我身边。
妈含着眼泪看着我，慢慢地退出监护室。她在门口又站了好一会儿，迟迟不肯离去。在护士的催促下，门终于关上了。屋里只剩下护士和我两个人。
8月22日 星期三 晴
半夜妈走后，我的感觉完全恢复了，整个脑袋疼痛难忍。左手挂着点滴，右胳膊上紧绑着血压检测器，每隔一会儿，胳膊上就会感到一阵挤压，胸前似乎还连接了心脏检测器，鼻孔上插着输氧的管子，好在嘴巴里吸痰的管子已被拿掉，想起“小无锡”从监护室出来时的情景，我知道自己的头上同样也会插着一根引流的塑料管，那被护士称为“生命的管子”，是绝对不能碰的。为了怕我无意识地扯掉它，双手被纱布绑在了床的栏杆上。
由于昨天只有我一台手术，这里的四个床位空着三个，所以只有一个值班护士。妈把我的洗漱用品送来时，顺便给她拿来了一些杂志和食品，她一会儿看看我的监护器，一会儿坐在我床边的凳子上打个盹。我迷迷糊糊地时睡时醒，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缓慢。监护室的灯光彻夜通明透亮，虽然病床靠着窗，但我却无法侧身去看窗外，无法看看守侯在对面四楼走廊的妈妈。醒来一次，我就忍不住问护士几点了，有一次的相隔时间居然只有10几分钟，而我却像熬了一整天那么艰难。最后，护士终于有些不耐烦了，我只好克制自己。我是那么地希望早一点天亮，那时一定会再见到妈妈。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了开门声，妈悄悄地走了进来。她告诉我，现在是早上六点，她还能进来，一会儿医生上了班，就肯定不会让她留在这儿了。值班的护士还是网开一面，没有让她出去。妈说，后半夜我没有吵闹，说明我很坚强。原来，夜里她一直站在对面四楼的窗户边看着我，站累了，就回到房间跟爸打电话，把我的状况随时告诉他，而爸在北京的家里也是彻夜未眠。妈站在我的床前，多少分散了一下我的疼痛。这时我才知道天开始亮了。
妈被护士“驱逐出境”后不久，就到了上班时间。监护室的医护人员陆续多了起来，护士长也来看望我。随即，输液的针从手上换到了脚上。也许是妈经常在门缝中看我的缘故，我听到护士不断地让她关门离开。然而到了中午，她还是不顾一切地进来在我的床边站了一会儿。
下午，也就是术后24小时后，按照规定，我可以吃东西了。想来，从周一的晚上到现在，我已经禁食40多小时了，但我却毫无饥饿感，只是口干舌燥。今天当班的护士态度很好，她把妈拿过来的小西瓜切成很薄的小片喂我，见我无法张嘴，便又把西瓜切得更薄更小，接着，她又喂了我一些绿豆汤（按照医院的规定，室外气温高到一定程度，食谱就会给监护室的病人配备绿豆汤）。很快，我就饱了。然后，护士帮我擦澡换衣，用棉签沾盐水擦牙齿，动作很轻。尽管我心里很感谢，但这么一折腾，加剧了我的疼痛，等我稍微恢复了一些想跟她说声谢谢时，她已去照顾新来的病人了。我只好把感激之情放在心里。
这时，监护室已陆续推进新的病人，他们和昨天的我一样，都是刚下手术台，用担架车推进来的。我不能动弹，只能从各自说话的声音上辨别性别、年龄。这让我感觉到其中有一个女的，一个老头，还有一个年轻的男人，此时的监护室可谓男女老少，一应俱全了。屋里的护士多了起来。叫得最凶的是那个男的年轻人，起初，他哀求着要喝水，但不到规定的时间，不允许进食。护士竭力解释，他怎么都不听，接着，他破口大骂：“我要把你们这家医院砸掉！”等等，底气十足。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刚下手术台，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叫嚷。也许是考虑到屋里其他病人的休息，到了最后，护士勉强答应用棉签沾水擦抹他的嘴唇，他才终于安静了下来。这时天已经黑了。
晚上，孙医生来了。他是个很负责的人，和谁交谈态度都是那么和蔼，轻声细语。我想，如果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像他那样，病人的痛苦会减轻好多。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痛苦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而精神的痛苦也同样需要医生的抚慰。
医生下了班，妈又来了，夸我很乖。原来她在对面的窗户边看见我安静地躺在床上折纸玩。谁知我告诉她，可能由于导尿管没有插好，床上一直有点湿。换过一次床单后，看到护士很忙，我不忍再次给她添麻烦，于是就要来一个卷筒纸，把它撕成一段一段的，叠起来垫在床上，自己不停地换。妈本想让护士重新插过，但怕我太痛苦，就让我再坚持一天。我只好忍受着，盼着赶快熬过这段时间。
在妈妈的安抚声中，我睡着了。
8月23日 星期四 晴
昨天看我睡着后，妈就离开了。其实从手术后到现在，我一直是时醒时睡，痛苦到了极度的疲劳，就会迷迷糊糊地睡过去，疼极了又会再次醒过来。到了半夜，我难过得大汗淋漓，——也许麻药的效果已经完全过去了吧。我不停地呻吟，忍不住开始吵闹。最终，护士感到受不了了，打电话把妈叫了下来，我才知道这时是夜里两点钟。医院楼层的门，到晚上是要锁的，妈让值班护士开了两层的楼门才进了监护室。她不停地安抚我，鼓励我再坚持一天，情况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已经过了最危险的一关——手术，接下来就是术后预防感染这一关，这也是极其重要的，我必须配合医护人员等等。听了这些话，我也只有坚持下去。这时，我全身的各种管子没有拔掉一根，为了防止我乱动，妈还是让护士把我的手继续绑住。由于她不能在监护室久待，我平静后，她又回到四楼走廊的窗前。护士长曾对“小无锡”的妈说：孩子在监护室时，护士一般都不会来找家属，来了准没好事。言外之意，那一定是出现什么危险状况了。所以在这两天，妈和我一样度日如年。
在我记忆中，时间从来没有这么难熬，好不容易盼到天亮，按照常规，我昨天下午就可以回到普通病房和妈在一起了。由于事先说好让我在这里多住一天，我不得不继续忍受孤独与痛苦。早晨，护士照例帮我擦身换衣，用盐水棉签擦牙齿。由于多了几个病人，屋里不断地有人进进出出，比昨天热闹了很多。护士长又来看我。她真的对我很好，安慰我说今天上午就可以出去了。我一听，觉得希望就在眼前，感觉也跟着好过了一点。我眼巴巴地等着妈来接我，过了半天，妈又偷偷地溜了进来，告诉我：房间需要消毒，我暂时还不能出去。这句话让我好不失望：护士长一定是用那美丽的谎言安慰我，帮我拖延一下这艰难的分分秒秒。
快到一点钟时，妈来接我。护士拔掉了我身上和监测器连接的管子，担架车把我推回病房。这大概是医院最好的房间了，在屋里，既没有医院来苏水的味道，也没有住院的感觉，各种摆设倒有几分像宾馆。前两天，妈抽空买了很多毛巾、纸巾、矿泉水和各种水果，冰箱里也塞满了食品。这样，她便可以一分钟都不离开我了。虽然以前我和妈也曾分开过，——比如上大学住校时，但那时我一点都不会想家想妈妈，然而现在，我却感到格外离不开她。从小到大，妈为我挡了多少风风雨雨，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只要她在身边，我就有一种安全感。
下午，我一直躺在床上打点滴。从手术后到现在，我身上的针头始终没有拔掉过，一袋袋药水换着挂，妈总是问清楚药名和作用。有的药注入体内的时间是有时效的，这时，一袋药必须在20分钟之内流入体内，胳膊有些酸胀也只好忍受。
食堂的炊事员送来麦片和牛奶，叮嘱我要多吃一点，但我仍是一点食欲也没有，只是觉得口干。妈买了一大堆小西瓜，切成薄片用牙签一点点喂我。我的嘴只能勉强张开一道缝，小饭碗大的西瓜我只吃了一半，就再也咽不下去了。
晚上7点，郎医生进来了，她端着放了器械的瓷盘，面无表情地告诉我们，要把引流管拔掉。我侧身躺好，紧张得使劲抱住妈。她拆开纱布，我只觉得刀口处一疼，接下来，越发疼得厉害了，忍不住叫了起来。事先我就知道，手术后插引流管时留了一针没缝，拔掉它时，要把这针补上。虽然很疼，但是忍一下就过去了。她又匆匆给我换了药布。胶布盖住了我的右眼角，但她连看都没看就走了，从始至终也没说一句话。面对这种冰冷的态度，妈极度反感，她历来主张做人不卑不亢，可以点头，不能哈腰，所以，她也一言不发，连声“谢谢”也没说。
临睡觉前，导尿管拔掉了。这让我舒服了很多。
9点钟，我又挂上了新的点滴。护士叮嘱说，半夜12点还有一针肌肉注射的。看样子，这些针一直会要打到出院为止。我不抱任何奢望了。有妈妈陪着，我感到心里很塌实，在监护室，夜里所有的日光灯都开着，通明透亮的，加之身体的难受和其他病人的吵闹，根本无法入睡。这时，妈把大灯关上，只留了一盏地灯，昏暗的房间显得格外安静。她轻手轻脚帮我擦身、洗衣服。看着这一切，我只感到这是几天来最舒服的一刻了。拉着妈妈的手，我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8月24日 星期五 晴
醒得很早，额头以及两边的太阳疼得厉害。现在的我只能任人摆布了，每当感觉护士进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又要打针了！手上插着点滴的针头，架子上挂了三四袋药水，我都不去想什么时候才能打完，只是一直断断续续地时醒时睡。房间里不断地有人进进出出，护士、清洁工、送饭的炊事员。
早晨，妈尝试着扶我下地去洗手间。这是我术后第一次起床，只觉得头重脚轻。尽管洗手间的门离病床只有一米远，同时妈也使劲地搀着我，但我迈一步都感到困难，而且眼睛看东西非常模糊。我以为是胶布挡住眼角的缘故。站了不过两分钟，头晕得就受不了了，妈赶快把我扶回了床上。
上班后，孙医生来看我。他说今天又有手术，他的确很忙，我跟他说了我的眼睛看东西有重影，他帮我检查了一下，说这是手术时的牵拉影响了我的右眼，所以才会这样，慢慢就能恢复。让我不要着急。他走后，护士长又特意来看我，说医生贴胶布时也不注意点，于是妈拿剪刀把遮住眼睛的胶布剪了。本以为这样看东西会好些，却不见有什么效果。妈说术前孙医生和她谈话时，就告知曾有两个人出现这种状况，一个两三天就恢复了，另一个却过了好几个月。没想到我是个“第三者”。不过只要能恢复，她还不是很着急。兴许用不了几天我也能恢复呢。
今天，房间的电话多了起来。因为看到我安全地回来，妈才让爸把我做手术的事情告诉北京及长沙的几个亲朋好友。最着急的是三姨，打电话非要到上海帮妈照顾我。自从她唯一的儿子去西德读书以后，她把对孩子的那份感情全部寄托在了我身上。今年我的生日正好是周六，妈不想大肆张扬，但干妈他们还是过来小聚了一下。那天，三姨打电话来问候时讲到手术问题，她哭了，死活不肯挂电话，最后，还是干妈接过电话向她保证：手术前的任何检查都会和三姨商量，征得她的同意再走这一步。谁知，妈没有告诉任何人就带我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她认为，世界上的事都有两面性，越是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付出的就越多。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任何手术，哪怕动个阑尾炎都有风险，更何况我做的是开颅手术。她甚至对我爸说：如果手术失败，孩子残废了，我伺候她一辈子，天塌下来我都自己担。妈是做了最坏的打算。这一切，她不愿跟任何人讲，只想冷静地拿出自己的全部勇气带我搏一搏。在这种情况下，她已没有精力再向这些人解释什么了。到如今，妈才把这些想法让爸逐一转告。
我打着吊针，一动不能动。其实现在的感觉仍然很难受，但我就是咬着牙不吭声，由于麻药的缘故，喉咙里不停地有痰，当初小无锡从监护室出来也是这样，妈早就给我准备了很多餐巾纸，叠好放在枕边。尽管每天有清洁工搞两次卫生，她还是不停地擦洗，我的衣服和床单只要有一点脏和汗，她马上就给我换掉，生怕因为一些小的闪失使我感染。同时，也尽可能地使我舒服一些。
中午送饭，炊事员照例过来捏捏我的脸，叮嘱我多吃一些，并特意给我多盛了一勺饭。这里的伙食虽然不能说是很差，每顿都有荤有素有汤，但菜大多甜甜的。而且荤菜大得吓人：大鸡腿，大块的蒸肉，大块的鱼，最常见的就是被他们称为狮子头的肉丸子，几乎有我的拳头那么大，让人一看就给吓回去了，手术前我曾咬过一口，就再也没碰过。妈为了增加体力好照顾我，强迫自己吃东西，但也只是勉强咬两口就再也咽不下了。我吃得最多的就是这里的汤，因为那几乎是唯一不放糖的菜。
下午，孙医生又来看了，护士长也在这里，妈和他们讲起美国动心脏手术，也是拆了线就下地活动。但护士长还是叮嘱我不能太用力，免得伤到脑袋。妈让我尽量练着坐一会儿，但头疼一直不减轻，她只好把床头摇起来，让我斜靠在床上，但没一会儿我就坚持不住，又得放平。
妈不时地去看看小无锡，她的妈妈回去上班，已改由爸爸看护。到底15岁，她也是个大姑娘了，有些事情不是很方便，擦身换衣，妈就过去帮一把。刚才，小无锡的爸爸非常生气地去找护士长，好象是刘医生的冷漠态度激怒了他。这家医院对没准进来的病人还算凑合，一旦正式住院，很多事情就得“自力更生”了。手术前后，都没有正式的查房，只是孙医生和他的助手抽空来看一下。今天，刘医生去了小无锡的病房，却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只是跟新住进来的病人说了两句就走了。小无锡现在还处在围手术期，一天都没有医生过问一下，这让她爸爸不能不愤怒。对于医院的状况和医生的冷傲，护士长也无能为力。
晚上，当得知我在写日记时，小无锡的爸爸忿忿地说：“把在医院见到的那些医生护士对病人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全部写出来！暴露给社会！本来孩子得了这个病就已经很痛苦了，有些医生护士还这样瞧不起他们，不能不让人感到寒心。”小无锡的手术做得不太成功，加之住进了这样一家医院，她爸爸使劲埋怨她妈，不该让她动手术。而此时，她妈也感到后悔莫及。
一整天，妈忙进忙出，我时醒时睡，不知这苦日子什么时候熬出头。
8月25日 星期六 大雨
今天，我知道了什么叫母女连心。
早晨醒来，右眼开始有点肿了，而且复视严重。加之头晕，就更不愿意睁开眼睛。护士长值班，由于是周六，为了让我少扎一针，在征得妈同意后，上午下午的药水连续挂完。其实，我的两手早已经扎得青一块紫一块了。我睡睡醒醒，任人摆布。
下午两点，小无锡出院，她来向我道别，妈见我睡着了，便没叫醒我。听说她穿着漂亮的新衣服，戴了一顶红帽子，挺好看的。
好不容易把所有的药水全部挂完，也已经不早了。妈让我试着起来走几步，我费力地坐了起来，既不能弯腰，也不能低头，妈蹲着帮我穿鞋，我一只手扶着床沿，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无意中，我发现她一下子多了很多白发。也许由于职业的关系，平时妈不但穿衣讲究，而且很注意自己的仪态，十多年来，她一直是请着同一个理发师帮她做头发。为了能够在医院全力以赴地照顾我，来上海的前一天，她去北大医院拿我的住院检查资料，等车时顺便到车站边的小店里把头发剪了。当时她说：“不要求发型，越短越好。”其实就在去年，当我发现妈有几根白头发时，还会给她拔掉，但现在，却已是无从拔起了。这时，我心里一阵难受，鼻子有些发酸。轻轻地说：“妈，你有好多白头发了。”妈起身扶着我慢慢下地，说：“没关系，只要你好，妈怎么样都不重要。”
在妈的搀扶下我费力地走出了房门。半条走廊不到10米远，我只走了5分钟就感到头重脚轻，出了一身汗，只好又躺回床上。妈说头部血管密集，动这么大的手术，失血不会少。而且这么多天，我除了牛奶和西瓜，什么都不吃，体力怎么恢复呢？看着妈焦急疲惫的样子，我不希望自己的病好以后，她又累倒了。我决心强迫自己吃东西。
我向妈问起自己进手术室后她的情况。她说，当担架推着我进了手术室后，她便被拦在了门外。顿时，她的思维就像被抽空了一般，大脑一片空白。手术室的弹簧门无声地来回晃了几下，便严严地关住了。门口的大厅空荡荡的，只有她一个人站在那里。不知过了多久，麻醉师出来叫她在一张单子上签字，——这又是一个医院不必付任何责任的协议书。妈这辈子做过无数内外销合同，不要说签字，光合同内容都要反复推敲，以免出纰漏，这次，她连合同上的字都没看就木然地签上了她的名字。妈说，当时她已经没有一点思维能力了。她孤零零地在椅子上坐了好一阵，慢慢地，她才想到，这时我一定进入手术中了。妈不愿意再想下去，自己回到四楼的病房，一头倒在床上，瞬间没了知觉。也许是母女连心，我在手术台上被麻醉，她倒在床上，真是连5分钟都没有就睡了过去。奇怪的是，事先她并没有一点睡意，而且脑子里木木的，什么想法都没有。等睁开眼时，已是下午两点了。妈又独自回到2楼，整个大厅里依旧空无一人，安静极了。她茫然地坐在椅子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对面禁闭的手术室大门。那时，连一个人影的晃动都看不到，时间一秒一秒地走着。三点了，妈开始在走廊和楼上楼下焦躁地走动，不时地看着表，熬着时间。因为当初小无锡做同样的手术似乎只用了三个多小时，而那时，我进入手术室已经快六个钟头了。她无奈地上到三楼时，突然听到二楼有医生说：“手术好了！”妈飞快地冲到二楼，那人说孙医生没看到她，又进去了。
不一会儿，手术室的大门被打开，孙医生陪着一个工作人员推着担架车出来了。在电梯里，他告诉妈，我的脑灰质很厚，手术难度较大，既难打开又难缝合，我的颞叶发育有问题，没长满，空的地方只飘着两根小血管。其实，我的脑灰质厚早在93年第一次做核磁共振时就知道了。当时给我做检查的两个医生跟妈开玩笑说：这孩子将来准是个科学家。看片子时，湘雅医院的谢伯伯也笑着说我比他聪明，并比喻说：他的大脑有三个工厂做工，我却有五个。但没想到，这么多的工厂没让我当上什么科学家，倒增加了手术的难度，让我多吃了很多苦头。
妈说，当时我躺在担架车上，脸色蜡黄，一动不动，真像死过去一样。我的眼睛紧闭着，眼睫毛上似乎沾着什么药膏，嘴巴被一个比拇指还粗一些的管子撑开，可能是用来吸痰的。妈和孙医生一起把我送进了三楼的监护室，护士让她给我拿来脸盆毛巾等物品以后，就不许她再留在那儿了。当天晚上，妈为了过两天有体力照顾我，一口气吃了5片安定，但却一丝睡意都没有。而且我在监护室的两天两夜中，她再也没有睡着过。妈向我平静地讲着这一切，仿佛发生在别人身上似的。这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母女连心。
晚上，我尽可能地想着吃东西，要妈买来了巧克力牛奶，以便换个口味多吃一点。三姨和几个阿姨都打来电话，她们要来上海帮忙，妈一直没答应。爸也曾说周五下班后坐晚班飞机过来，周日晚再回北京。但最难的时刻已经过了，来了也是看着我伤心一场而已。所以，妈坚持她自己照顾我。
小无锡的爸爸打来电话，告知他们安全到家了。
8月26日 星期天 阴转晴
今天，妈被值班的护士“修理”了一盘。
外面的天气由阴转晴，但值班护士冷若冰霜的脸却始终阴天不改，无论是打针还是量体温，进进出出，一脸的不屑与冷漠。和昨天一样，两次的药水连续滴完。由于不愿意看护士的脸色，妈只好自己给我调节点滴的速度、换床单。我一直强迫自己吃鸡蛋、馄饨、水果，直到想呕吐为止，体力似乎比昨天好了一些。打完针，妈又扶我下地走动，我居然可以勉强走完整个走廊了。虽然在医院有妈无微不至的照顾，又是住在最好的病房，但我现在好想回家。尽管也不知回家能做些什么事，但就是想爸爸，想家里的一切。我是那么迫切地期盼着和妈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的家里。爸打电话来，我把这些告诉了他，他说自己也十分想念我。我们俩在电话里一块儿唱了很久的歌，心情暂时好了一些。下地时，我学着范晓萱的样子，唱起了《健康歌》，“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虽然不敢用力活动，但平常在家里耍惯了活宝，学得微妙微肖。妈一下子笑了起来。这是8月11日在北新侨饭店和孙医生见面后，第一次看见她笑。但妈笑着笑着，脸上的笑容慢慢地凝固了。突然，她从心底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眼泪顺着她那疲惫的脸无声地流了下来。她赶忙用双手紧捂住脸，哽咽地说：“宝贝，你总算过了这一关。”我轻轻地走过去抱住妈，这时我觉得任何语言都是那么地无力，脑子里只有“相依为命”这四个字。
下午，一个矮个子清洁工带着一个年轻的阿姨来和妈商量，想在我们房间的冰箱里放一些食品，她是前几天住进小无锡病房的一个河南小孩的妈妈。妈让她进来坐，并问起她孩子的情况。那个阿姨说：孩子八岁了，得的是脑灰质异位，开刀的部位在运动区，开颅后，如果不能动，还得合上。孩子的爸爸是个什么武装部的，好象是个军人。她自己则在法院工作，收入很低，每月扣除些杂费，就只剩四、五百块钱了。这次到上海给孩子看病，能借钱的地方都借到了，而且单位还搞了募捐。现在已经花了五万多了。她说着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看到她那发愁的样子，我心里非常难受，妈竭力安慰她，让她晚上带着孩子过来洗澡。在这里，普通病房的病人和家属是没有地方洗澡的，这么热的天，怎么受得了！其实医院的收费比北京协和高多了（注：协和在北京是甲等医院，收费标准已不算最低），但条件却差了很多，一切也显得那么不正规，因此，不管哪个病友来洗澡，妈都不拒绝。
今天复视仍不见有一点进展。妈一开始并不着急，因为术前孙医生和她谈话时讲到，他手术的病人曾有两个出现复视的情况，一个很快就恢复了，另一个恢复得比较慢。但现在看我没有什么起色，她有些不踏实了，便给协和的眼科教授赵伯伯打电话询问。赵教授问妈为什么给我做这种手术以及手术几天了等一些问题，妈一一告之。他说：“如果碰到视神经就很麻烦，不能恢复而且配眼镜也没用。不过现在不能下结论，再观察一下看看。”放下电话，妈一下就急了，即刻拨通了孙医生的手机。他回答说，我们是站在神经科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他们是眼科，不一样。这种并发症是我这种手术最常见的，有人比我严重得多，也恢复了。这样妈才松了一口气。
傍晚，隔壁的河南小姑娘被剃了头，和她妈一起来洗澡。看着她瘦小的身体和无忧无虑的神态，我的心仿佛被什么揪了一把，赶快扭过头去，不敢与她讲话。我在心里暗暗地祝福她手术顺利。
晚上，妈被值班的护士“修理”了一盘。因为下雨天气转凉，妈想打开窗户透透气，为了给医院节省用电，就把空调关了。但我们住的房间靠着马路，而且对面就是长途汽车站，窗户打开房间里噪音很大，根本无法休息，只好又关上。不一会儿，房间里闷热。护士长曾跟妈说过，病房的温度应由护士来调控，有不满意的地方尽管去找护士。但看到护士爱理不理的样子，自尊心极强的妈不愿意去看她们的脸色。空调的遥控器是放在护士办公室的，用完必须送回去，妈只得硬着头皮去拿。温度低了，她怕我感冒，温度高了，又热，而且不能开窗。她怕得罪护士，每次一用完，就马上送回去。因此，妈连着去拿了三次遥控器。没想到，最后一次拿来，却无法调节温度了。原来护士在遥控器上做了手脚。看到护士那种冰冷的态度，妈感到寄人篱下般的难受，请来隔壁的一个男青年帮忙，他俩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温度调好。他说妈太老实了，因为我们住的是包间病房，这个遥控器只管着这一台空调，不用马上送回去，就放在房间里。妈无奈地摇了摇头，仍然把它送回了护士室。五十几岁的人，被那个年轻的小护士搞这种小动作，我想她心里一定不会好受。唉！
已经很晚了，河南小姑娘的妈妈焦急地走来走去：她女儿明天动手术，到现在还没有医生找她谈话，孙医生约好晚上七点过来，但现在快八点了，仍没见到人，手术方案也不知道。无奈，她找到护士，请护士跟孙医生电话联系。这家医院给人的感觉从来就是那么匆匆忙忙，似乎现炒现卖，但这毕竟是开颅手术啊！
临睡时，耳朵里掉出一块深紫色的硬块，妈说是手术时流到耳朵里的血，她安慰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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